停工风波
中建三局发出的这份催款单，很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极大关注。
“欠款方”绿地集团堪称超高层爱好者，2005年建成其首座超高层——南京紫峰大厦后，先后在郑州、西安、广州等地攻城掠地。其中，武汉绿地中心可以说是绿地集团超高层事业的巅峰之作。这座摩天大厦坐落在武昌区和平大道上，距离长江大约200米，由曾主持设计迪拜塔等多个世界著名超高层的建筑设计团队设计打造，预计总投资300亿元，规划设计高度636米，目标直指中国第一。
中建三局是中国建筑的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武汉，先后参与了上海环球中心、北京中国尊、天津117大厦等二十多个城市的第一高楼建设。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优质超高层施工方，中建三局担任了武汉绿地中心的施工总承包方。
这次停工风波，将两家国内超高层建设领域佼佼者的“矛盾”摆上了桌面。业内人士介绍，施工方不愿意再垫资背后，是因为武汉绿地中心的建成时间不断延期，拉高了施工方的成本。
中天建设集团华南集团总工程师彭建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超高层建设，业主一般会按照节点付款，比如，在某个进度节点，业主支付进度款的70%，剩下的30%由施工方承担。如果业主没有按节点付款，施工方垫资额度太大，会影响公司利润。
2010年，绿地集团耗资约54亿元拍得武昌滨江地块，至今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时任绿地集团武汉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李明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项目预计在2016年实现工程主体结构封顶。但是，直到今年1月，武汉绿地中心才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比预想的晚了三年。
虽然建设周期增长，但武汉绿地中心的“个子”却变矮了，建筑规划高度从636米削减到475米。
一位曾经在绿地集团工作过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绿地中心项目其实早就面临不确定性，两年前就已经显露了端倪。
2017年新年后，武汉绿地限高风声渐起。几个月后，当武汉绿地中心建设高度接近500米的时候，建设停滞了下来。7月，武汉市城管委下发督办函，要求暂停项目建设，按照航行评估结果要求对施工塔吊等相关设施进行整改，务必使其高度不得超过500米。
接近武汉绿地中心的张良(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年高度未确定的时候，绿地集团很着急，想办法协商这个事情，一次又一次向相关部门写报告。”
不过，绿地集团的努力并没有改变被限高的命运。对于限高的具体依据，直到一年后才正式给出。2018年7月，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做出统一回复，依据民航中南局2015年出台的《民航中南地区民用机场净空航行评估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包括“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及“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其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是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半径55公里范围构成的区域。按其管控要求，武汉天河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基本覆盖武汉全市域范围。
大楼限高的“靴子”落地之后，武汉绿地中心的规划需要重新更改，原本的顶部设计也从火箭式的“尖头”削成了“平头”。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复，武汉的绿地中心、周大福中心等项目，其建筑海拔高度全部控制在500米之内，“安全因素是他们高度调低的主要原因。”
这时，武汉绿地中心建设已经进入后期。建设高度从636米一下变为475米，这么大的变更对于每个参与方来说，不啻为严重的打击。武汉绿地中心的设计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高级建筑师胡建文发文称：“当超高层的凌云之志遭遇航空限高，就如同从云端跌落至众生，其折翼之痛，是每个参与者所不忍承受的，这并不纯然为其曾经的高度，更为所有人付诸心血浇灌的作品令人难以割舍的光芒汇聚。”
不过，超高层航空限高不是近些年才有。中建三局国际工程公司(大项目管理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尊项目执行总工程师许立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城市的超高层，在航线上最初可能没有限制，比如，超高层在南边修建，飞机航线在北边，原本不会受航空限高要求，但是现在南边也通航线了，就带来了限高的问题。
在他看来，城市发展是动态的，而超高层建设周期很长，从企业拿地到商户真正入驻，往往超过10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城市格局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城市对超高层建筑有一些规划调整，我觉得也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