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人口图鉴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死亡率为7.13‰；自然增长率为3.81‰。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6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
2018年中国劳动人口跌破9亿，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中国把16-59岁年龄段的人划分为劳动人口。2018年年末该年龄段人口约为8.97亿人，比2017年年末减少470万人。
2018中国各省人口图鉴 向大城市集中
从比例来看，2018年劳动人口占比64.3%。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持续增加，2018年为2.48亿人，占比17.9%，比例同比去年增加0.6%。
长期以来，中国都享受着人口红利。但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放缓，整体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值9.41亿人，随后劳动人口绝对数量逐年下降。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也从2011年开始整体趋势下降，2017年为124.6%。
随着人口红利发生拐点，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下降，提供服务和劳动的人数下降，消费人口则逐渐增多，那么商品和服务供给可能愈发供不应求，从而导致上涨价格，形成通货膨胀。
过去的2018年，人口竞争白热化，鼓励生育也成为新的风向，这是一个人口被前所未有地重视的时代。
分省区市来看，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长表现如何？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广东、浙江、安徽、河南、山东、广西等地;但统计数据显示，全面二胎政策在多地未能挽救生育率下降的局面。
广东依然保持了其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过去一年的人口增长表现可圈可点，增量位列已公布数据的25个省区市第一，并且连续第4年人口增量达到百万级。
衡量一个地方对人口是否有吸引力，“宜业”仍然是最核心的标准，生育则是影响地区人口数量的另一因素。叠加这双重影响，人口变化是否将改写未来区域经济竞争格局？这是有待长期观察的命题。
人口正被各地视若珍宝，谁得谁失？
3月18日，记者梳理从广东省统计局及《2019广东统计概要》获得的数据发现，2018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177万，连续第四年达到百万级。
其中，受出生率降低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在减弱，2018年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由上一年的101.53万人减至92.76万人，这也表明人口机械增长（人口流入）做出了更大贡献。
另一方面，虽然广东斩获颇丰，但也面临着区域分化加剧的问题。2018年177万人口增量中超过150万人集中在珠三角，占比达84.74%，这一比重近年基本都在80%以上。
不仅如此，珠三角内部9市也在分化，第一梯队广州、深圳分别增加40.6万、49.83万，佛山和珠海分别增加24.9万和12.57万，但其余5市均只有数万人口增量。
广东人口增量再超苏鲁浙总和
2018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177万人，比2017年的增量多7万人，延续了近年来人口增速逐渐有所提高的态势，并已连续4年人口增长超过100万人。
可供参照的是，粤苏鲁浙四个经济大省中，2018年江苏常住人口增长21.4万人，浙江增长80万人，山东增长41.4万人，广东的人口增量超过其他三省之和。
支撑广东人口加快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2018年广东人口增量中，自然增长92.76万人、机械增长84.24万人。对比2017年的101.53万人和68.47万人，出现“一降一升”。更为直接的是，2018年广东出生人口迎来拐点，出生143.98万人，较2017年的151.63万人减少7.65万人，结束增势。换言之，尽管人口自然增长仍是主力，但贡献却在下降，其人口增量之所以能扩大，主要得益于机械增长加速的支撑。
浙江亦如此，近3年人口增量持续提高，但自然增长人口占全部新增人口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过去3年依次为62.15%、53.28%和38.75%。
山东2018年自然增长60.96万人，但人口总数只增加41.41万人，意味着19.55万人流出，2017年情况也类似。作为政策放宽后生育意愿较强的省份，近年山东人口增长依靠自然增长支撑，但人口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优势，同时，人口自然增长势头的减弱正构成新的挑战。
事实上，2018年4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明显下降，广东从2017年的9.16‰降为8.24‰、浙江从6.36‰降为5.44‰、江苏从2.68‰降为2.29‰、山东从10.14‰降为6.08‰。这其中，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相对较高;江苏低于全国3.81%的平均水平;山东则下降最快。
由此也不难看出，广东人口增量之所以能再创新高，并连续两年超过苏鲁浙之和，关键在于广东仍有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时人口流入加速，部分抵消了前者的疲软。
就吸引人口而言，广东具备多重优势，包括气候宜居;近年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新经济创造了大量优质岗位，并且市场经济历来相对发达，中小民营企业众多，更能灵活和多元地吸纳人口，“经济决定就业，就业决定人口”。
胡刚还表示，广东许多城市率先推出并持续强化的人口政策也产生了明显效果，最突出的是大幅降低户籍门槛，包括广州和深圳在内的城市落户政策都已经非常宽松了。一个人的落户往往会带来家人的迁入，并且稳定性相对较高。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分析，未来广东人口流入将有可能承压，因为全国人口增长在放缓。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成广东人口增长的新动力，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对人口的需求将更注重素质而非数量。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生育和人口流入的双重优势，并不意味着广东就此可以“躺赢”。
广东同时是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但与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致，人口分布也不均衡。2018年全省1.1346亿人口中，粤东、粤西和粤北12个地市占45%，这些地区的面积约占全省七成。
分化还在加剧。2018年，尽管广东21个城市全部实现人口增长，但有150万的增量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粤东、粤西和粤北分别仅增长5.55万人、14.88万人和6.12万人，部分城市人口增量只有数千，如河源增约2800人、揭阳约3400人。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过去5年间，珠三角新增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别为60.23%、88.71%、82.81%、89.44%和84.74%，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年份出现了个别非珠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如2017年粤东减少了3.32万人。
“人口均衡并非人口平均。”胡刚说，未来随着珠三角扩散效应的进一步增强，辐射带动粤东西北，后者人口有望增加，进而实现广东全省人口分布动态再平衡。
另一方面，看似“大赢家”的珠三角，也存在人口失衡问题。
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处于第一梯队。2018年，两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40.6万和49.83万，尽管较2017年的45.49万和61.99万均有所下降，但仍十分可观，二者相加不仅占据了珠三角地区高达71.43%的份额，放眼全国来看也都排名前列，远超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线城市”。
佛山和珠海同样表现不俗，2018年分别增加24.9万人和12.57万人。其中，佛山在2017年就已出现人口增长爆发，当年增加19.4万人，远超2016年的3.21万人。。
珠海则是在2018年才有突出的人口增长，此前珠海每年的人口增量不足10万人，一些年份甚至才只有一两万的人口增长。对珠海而言，近年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其区位优势增强。
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形成了另一个阵营，2018年人口增长都并不突出，分别增加了5.3万人、4.97万人、5万人、3.65万人和3.63万人。
胡刚表示，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就业岗位丰富、工资水平较高，对区域内乃至全国人口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多国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2018年，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在内的国家都出现了出生率减缓的迹象。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8年日本人口数量减少约44.8万;到2050年，日本每年人口减少量将达到90万。
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8年俄罗斯人口10年来首次下降，截止2019年1月（1日），俄罗斯人口为1.46794亿人，在过去一年人口数约减少了8.6万。
中国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13.95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增加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
此外，人口出生率由2017年的12.43%降至10.94%。
因此为了测井人口增长，都推出了相关的鼓励生育政策。
日本：
1：新生儿出生之前的产检几乎免费，一直到15岁都可以领取相关的补助。
2：所有的新生儿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政策，高中之前不用交学费。
3：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新生儿，申请廉租房的时候还能有巨大的优惠，工作五年以上的家庭还可以以最低的利率贷款等。
俄罗斯：
普京政府推出“人口新政”，出台“母亲基金”、《健康俄罗斯国家规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重新启用“英雄母亲”称号号召多生，加大对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补贴力度，巩固家庭稳定，加强医疗保障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合理调整移民政策等。
中国：
继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十三五”伊始，政府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官方称2018年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对于“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的言论，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而且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口的数据需要长期观察，不必过度解读。
宁吉喆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
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72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
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45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8万人。
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28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顺利完成，预计有28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一、2018中国人口图鉴 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长表现如何?
过去的2018年，人口竞争白热化，鼓励生育也成为新的风向，这是一个人口被前所未有地重视的时代。
分省区市来看，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长表现如何？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广东、浙江、安徽、河南、山东、广西等地；但统计数据显示，全面二胎政策在多地未能挽救生育率下降的局面。
广东依然保持了其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过去一年的人口增长表现可圈可点，增量位列已公布数据的25个省区市第一，并且连续第4年人口增量达到百万级。
衡量一个地方对人口是否有吸引力，“宜业”仍然是最核心的标准，生育则是影响地区人口数量的另一因素。叠加这双重影响，人口变化是否将改写未来区域经济竞争格局？这是有待长期观察的命题。
人口正被各地视若珍宝，谁得谁失？
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从广东省统计局及《2019广东统计概要》获得的数据发现，2018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177万，连续第四年达到百万级。
其中，受出生率降低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在减弱，2018年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由上一年的101.53万人减至92.76万人，这也表明人口机械增长（人口流入）做出了更大贡献。
另一方面，虽然广东斩获颇丰，但也面临着区域分化加剧的问题。2018年177万人口增量中超过150万人集中在珠三角，占比达84.74%，这一比重近年基本都在80%以上。
不仅如此，珠三角内部9市也在分化，第一梯队广州、深圳分别增加40.6万、49.83万，佛山和珠海分别增加24.9万和12.57万，但其余5市均只有数万人口增量。
广东人口增量再超苏鲁浙总和
2018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177 万人，比2017年的增量多7万人，延续了近年来人口增速逐渐有所提高的态势，并已连续4年人口增长超过100万人。
可供参照的是，粤苏鲁浙四个经济大省中，2018年江苏常住人口增长21.4万人，浙江增长80万人，山东增长41.4万人，广东的人口增量超过其他三省之和。
支撑广东人口加快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2018年广东人口增量中，自然增长92.76 万人、机械增长84.24万人。对比2017年的101.53万人和68.47万人，出现“一降一升”。更为直接的是，2018年广东出生人口迎来拐点，出生143.98万人，较2017年的151.63万人减少7.65万人，结束增势。换言之，尽管人口自然增长仍是主力，但贡献却在下降，其人口增量之所以能扩大，主要得益于机械增长加速的支撑。
浙江亦如此，近3年人口增量持续提高，但自然增长人口占全部新增人口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过去3年依次为62.15%、53.28%和38.75%。
山东2018年自然增长60.96万人，但人口总数只增加41.41万人，意味着19.55万人流出，2017年情况也类似。作为政策放宽后生育意愿较强的省份，近年山东人口增长依靠自然增长支撑，但人口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优势，同时，人口自然增长势头的减弱正构成新的挑战。
事实上，2018年4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明显下降，广东从2017年的9.16‰降为8.24‰、浙江从6.36‰降为5.44‰、江苏从2.68‰降为2.29‰、山东从10.14‰降为6.08‰。这其中，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相对较高；江苏低于全国3.81%的平均水平；山东则下降最快。
由此也不难看出，广东人口增量之所以能再创新高，并连续两年超过苏鲁浙之和，关键在于广东仍有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时人口流入加速，部分抵消了前者的疲软。
3月18日，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就吸引人口而言，广东具备多重优势，包括气候宜居；近年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新经济创造了大量优质岗位，并且市场经济历来相对发达，中小民营企业众多，更能灵活和多元地吸纳人口，“经济决定就业，就业决定人口”。
胡刚还表示，广东许多城市率先推出并持续强化的人口政策也产生了明显效果，最突出的是大幅降低户籍门槛，包括广州和深圳在内的城市落户政策都已经非常宽松了。一个人的落户往往会带来家人的迁入，并且稳定性相对较高。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分析，未来广东人口流入将有可能承压，因为全国人口增长在放缓。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成广东人口增长的新动力，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对人口的需求将更注重素质而非数量。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生育和人口流入的双重优势，并不意味着广东就此可以“躺赢”。
广东同时是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但与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致，人口分布也不均衡。2018年全省1.1346亿人口中，粤东、粤西和粤北12个地市占45%，这些地区的面积约占全省七成。
分化还在加剧。2018年，尽管广东21个城市全部实现人口增长，但有150万的增量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粤东、粤西和粤北分别仅增长5.55万人、14.88万人和6.12万人，部分城市人口增量只有数千，如河源增约2800人、揭阳约3400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过去5年间，珠三角新增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别为60.23%、88.71%、82.81%、89.44%和84.74%，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年份出现了个别非珠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如2017年粤东减少了3.32万人。
“人口均衡并非人口平均。”胡刚说，未来随着珠三角扩散效应的进一步增强，辐射带动粤东西北，后者人口有望增加，进而实现广东全省人口分布动态再平衡。
另一方面，看似“大赢家”的珠三角，也存在人口失衡问题。
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处于第一梯队。2018年，两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40.6万和49.83万，尽管较2017年的45.49万和61.99万均有所下降，但仍十分可观，二者相加不仅占据了珠三角地区高达71.43%的份额，放眼全国来看也都排名前列，远超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线城市”。
佛山和珠海同样表现不俗，2018年分别增加24.9万人和12.57万人。其中，佛山在2017年就已出现人口增长爆发，当年增加19.4万人，远超2016年的3.21万人。。
珠海则是在2018年才有突出的人口增长，此前珠海每年的人口增量不足10万人，一些年份甚至才只有一两万的人口增长。对珠海而言，近年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其区位优势增强。
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形成了另一个阵营，2018年人口增长都并不突出，分别增加了5.3万人、4.97万人、5万人、3.65万人和3.63万人。
胡刚表示，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就业岗位丰富、工资水平较高，对区域内乃至全国人口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董玉整则分析，大城市的人口总量增加并非无止境，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人口人才需求变化；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措施调整，控制大城市人口总量增长成为许多城市的共同策略等。
此外，胡刚认为，上述趋势有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一个重要的破解方法是依靠都市圈的形成来更合理地引导人口分布。通过构建“中心城市+周边若干城市”的都市圈，打破城市间壁垒，一方面满足人口向中心聚集的需求，同时强化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联动，让部分人口合理分布在外围区域，避免中心密度过高。
“都市圈将成为影响未来城市人口发展的重要力量。”胡刚说，近年轨道交通的发展为都市圈的加速构建提供了现实支持，但未来还需在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二、中国人口形势雪崩，大多数人却根本没想太多……
当绝大多数人还在为2017年中国经济6.9%的超预期增长弹冠相庆的时候，经济学家马光远却被2017年的人口数据惊呆了：
2017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曾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200万。
峰值没有形成，面临的却是人口塌陷式的下滑。
无独有偶，人口学者梁建章日前也撰文称，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你能想象得到，出生人口雪崩，到底会有多恐怖吗？
01
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
从某种层面上讲，中国过去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其实并无显著特别之处，一言以蔽之，可以理解为：在体制上松了绑，辅以巨大的人口红利。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出，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1971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明确分水岭。
自1962年开始，中国进入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时期。这8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
如果给予人口出生与GDP增长17年的周期间隔，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几乎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正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进入高增长轨道不是偶然的。17年正好是一代人长成的时间，正是因为从1962年到1970年连续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才为后面30年提供了足够的劳动适龄人口——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秘诀。
对于勤扒苦做的中国人，只要他还年轻，能干得动活，同时放松一些捆绑在他身上的体制束缚，他就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GDP——最新的案例是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因为议会选举没有任何政党达到多数，导致在8个月里是“无政府”的，但其GDP增速达到了3%，是欧洲平均水平的2倍。7月份最新民调，只有2.3%的西班牙居民认为没有政府会是个问题，西班牙著名经济学家Gabriel Calzada 如此评论：2016年上半年，是过去几十年来西班牙最美好的时光……
而改革开放，正是对束缚在这些人口身上的绳索做了松绑。
1971年，中国开始全面计划生育，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政府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被迅速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自此一路下滑，从1971年的23.4%，一路不回头下滑到2015年的4.96%，而生育率（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量）也从1990年开始连续25年低于种群正常更替水平（保证种群不萎缩的生育率），人口“青黄不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整体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
而GDP增速脱离双位数区间，恰好也就是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的2012年开始的——某种意义上讲，这绝非偶然。
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日本在1990年进入这个拐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衰退与疲软。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有人告诉你：人口问题将是中国未来面对的最大噩梦，中国人口可能永远也到不了15亿，而且在迅速老去，你信吗？
02
2100年中国人口跌至6亿？
我们中的大部分或许应该庆幸：自己不太可能活到2100年。不然，你会看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中国：人口消失一半！
联合国人口署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预计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在低生育率状态下加速下滑跌破10亿至6.13亿。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从人口大爆炸反转为人口大坍塌。
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分为低生育率、中等生育率、高生育率三种方案，来源：联合国人口署
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认为，即使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也难以超过8亿。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低预测值（6.13亿）比较合理，而中预测值（10亿）严重高估，更不要说高预测值了。
对于这一雪崩式的人口大萎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绝不可能！看看城市多拥挤就知道中国人口太多了！
现实告诉我们，人口问题一点也不乐观。
首先是人口绝对数量自然增长的逆转。即使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来推算，中国人口也将在2030年开始负增长。
如果这种人口负增长叠加快速的人口老化，这种“双杀”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就是噩梦。
从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时候是1964年，当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4%。而此前的1963年正是中国人口生育率最高的年份，一个妇女平均要生好几个孩子。而1964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持续“变老”的进程中，老龄化曲线一路向上。
IMF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中国生育率的假设实在太乐观了：不谈2015年抽查出来的那个很骇人的数字，就按照2016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7，远远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2.1。
这还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开放以后的结果。
要知道一直以生育率低为代表的瑞典生育率就是1.7，因为生育率低人口已经连续45年负增长的德国，总和生育率也有1.5，而要维持一个国家的长久正常的发展，总和生育率必须超过2.1，也就是俗称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这种低生育率将导致两个直接后果：整体人口的急剧萎缩和整体人口的极度老化。
典型的金字塔型，堪称完美。
按传统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7%，即表明进入了老年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13.74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1.43亿人，占比10.5%。
把时间轴拉长：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1982年仅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4年为10.5%，老龄化呈加速上升状态。
不难发现，中国老龄化包揽两个世界第一：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龄化速度世界第一。
相比日本44.6岁的平均年龄，平均年龄36.7岁的中国也许还不算老气横秋，但相比平均年龄26岁的印度，我们真的还能那么自信：我们只是在蛰伏，21世纪还是我们的？
03
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有多可怕？
必须承认，低生育率对中国未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部分人的想象。
新生人口减少，中国面临的是问题是人口结构得不到优化，老龄化挑战日益严峻。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可想而知，中国未来将面临的养老压力、劳动力短缺压力以及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活力不足，反过来也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在梁建章看来，低生育率将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会选择生二胎，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的“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出生人数持续萎缩，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及俄罗斯，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发展低迷。
而人口兴衰论学者则认为，人口剧减将会导致中华文明衰微。
在历史上，中国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0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
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但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分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简单来说，伴随着这种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属于中国的世纪，可能就此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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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废除计划生育，还能做些啥？
上文提及的可怕后果是不治之症吗？
是，也不完全是。能改善或者延缓这种状况的唯一救星是——生育率。
正常来说，当下的中国，即使没有大规模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2个孩子才能保证种群的世代更替——而中国生育率已经25年低于这个更替水平。
为此，马光远呼吁，尽快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在他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看到，即使废除了计划生育政策，面对生孩子的种种顾虑，也未必能够逆转人口下滑的态势。
原因不复杂，长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观改变导致的民众整体生育意愿走低，这种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现实短时间里很难得到逆转。
现代化过程中，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与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而这种下降抵消养育的规模效应也将不断自我强化，恶性循环。
基于此，梁建章建议，要为孩子减税和补贴。
梁建章称，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
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比如，受到长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为日本社会的难题。而根据今年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措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这个消息给深受低生育率困扰的日本社会透出了一线生机。
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税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特别关注；该法案会对中美经济互动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中国是否也需要减税成为财经界的热点话题。
不久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降至21%；而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
梁建章认为，应对美国减税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减免养育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可以提振中国的内需，长期有利于提升过低的生育率，进而维持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
此外，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